这群中国教育制度下的优胜者，正在被成功学反噬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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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品格 有良知 有深度 有温度
从拔尖的陷阱到掌控的反噬
文/刘云杉
大家好，我叫刘云杉，来自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从2016年开始，每个毕业季，我们团队都会邀请30至50个北大本科毕业生，一起回顾他们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习和成长经历。通过个体的成长故事，探究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精神「病症」。
在今天，我们对“精英的傲慢”和“精致的利己主义”有许多检讨，与其用这些词来批评年轻人，不如去看看背后造就这一特质的制度逻辑。
与此同时，教育的「成功学」或者被热情地传销，或者被激烈地批判，但我更愿意看看这些成功学是如何在教育场域里被制造出来，又如何侵蚀、改写、异化着教育的实践。
抢跑的代价
我们都愿意相信天赋异禀者存在，也乐意塑造神童。第一位出场的同学「杨抢跑」，就被视作神童。
三岁的时候，杨抢跑的妈妈就给她买了第一本字典，教会她怎么查字典。三岁半的时候，她学会了10以内的加减法，误打误撞做对了奥数题。小学前她就可以轻松地读报纸，读没有插图的《格林童话》，背乘法口诀，掌握了勾股定律。
小学二年级开始系统学奥数，三年级学习初中英语，五年级学习初中数学，六年级学习初二的物理。小升初的暑假背完了中考必背的古诗词。
她尝到了抢跑的甜头，因为抢跑让她能获得很强的正反馈。在班级里，别人学新知识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复习。因为成绩好，她深得老师的信任，获得各种荣誉，甚至有批改同学作业的特权。
但是，领先的优势是因为超常的学习能力，还是因为超前的学习节奏？
抢跑有甜头，也有代价。初中毕业，杨抢跑到了一个很好的高中的重点班。她发现自己之前并没有真正地学会学习。她总是忙碌于新一轮的超前学习，习惯于依赖培训机构的解题套路，既没有深入地理解知识原理，也不具备举一反三的能力。这让她在知识领悟力和独立思考上长期停滞不前。
到了高中，“抢一步、赢一路”也不再是她个人的制胜秘诀。实验班里多数同学都按下了超前学习的快进键。老师将学生已经学过一遍默认为基础水平，直接在课堂进行拔高与拓展。校外培训成了“生存”的必需——不提前学，很难一次就跟上常规的学校课程进度。
杨抢跑们为什么普遍地超前学习？因为他们的中小学正在经历中国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
新世纪开始的第八次课程改革，出发点是学业减负，改变过去课程中繁难偏重的知识传授，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用学生自主学习替代了老师的教。老师从讲台上知识的讲解者，成为激发者、辅导者、各种能力和积极个性的培养者，把主要精力放在检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上。
这背后是一套新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是一套解放的逻辑，建构了一个自主的学习者的意像——好像只要学校松绑以后，孩子就会自动地学习。
但是，老师少教，学生就能多学吗？把学生解放出来以后，他真的就会自主学习吗？
实际上，自主的学习者一定是训练后的结果，而不是天然的。校内不断地减负的结果就是，学生在校内学不明白，只能去校外培训。学业被外包出去了。
你会看到，北京的海淀黄庄集中了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不少学生五天在校内的学习比较轻松，但是每天下课和周末的两天，他们会在各个培训机构间密集地穿梭。
孩子看起来是自主地学习，但是，校内减负与学业外包，自主学习与校外培训、多元选择与项目超市、成长赛道之间，构成复杂的教育生态。
这种生态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在教培1.0的时候，学生在校内学基础知识，在校外拔高或补漏，教培是辅助性的。
到了教培2.0版本，学生普遍在校外超前学习，校内提速。高一就学完了高中三年的知识，剩下的两年都在复习、做题，以题代学，以题代练。
到了3.0版本，尤其是在很多素质教育的中学，学生在校外系统地学习知识，在校内输出能力，体验碾压别人的成功。
与之对应的，是优绩主义的三个版本。（优绩主义：一种人才选拔机制。绩优者：在各项筛选规则下，指标最强悍者。）
在优绩主义1.0版本里，强调的是个体，一个学生的成就等于个人的智商加努力，这也是大家诟病的应试教育。优绩主义2.0演变为家长主义，家庭的资源与孩子的兴趣决定了对不同赛道的选择。
优绩主义3.0 版本是名校垄断。一个学生的成就取决于学校所拥有的资源：赛道是否多元？有无竞赛获奖？它对考试规则是否熟悉？其中，教育中最优质的资源其实是那些拔尖的学生。
有拔尖就有掐尖，学生考试名次与学校的排名直接对应，学校究竟是在对人进行增值培养，还是完成对学生的精准筛选与简单分层？
教育成了魔幻的大数据系统
除此之外，课程改革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知识被弱化后，老师们以前是依据教学大纲教知识，现在教学的效果要用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可表现的能力来衡量。因此评价变得非常重要。
从学业评鉴到指标记录、发展诊断，再到自我诊断、自我表现，评价不断迭代优化。以前我们说要淡化考试，要用日常的评价构成学生的学习成果。现在你就会发现，每个孩子每一天都在被评价，各种成长手册，家长老师孩子每天都在繁密地记录。
“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本来是很开放的，但却套上了严厉的行为指标的铁格，形成一个控制细密的指标迷宫，学生们在指标迷宫里不断地打卡通关。
课程改革弱化了知识。有一句话非常有煽动力——用昨天的知识教今天的孩子，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好像知识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孩子驾驭未来的能力。
那能力和知识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假设存在脱离知识的能力，这个能力和经验和具体的学科、具体的领域没有关系的话，这背后指代的是什么样的能力观？
是潜能，是他在同期学生里面的相对位次。比如说，北大的招生是前千分之0.3到0.5的比例。
这样的能力观就催生了一种高度抽象、高度形式化的学习和测验，和书本知识、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他对日常事物的理解慢慢脱节了。取代书本和丰富的教育生活的，是学案、题库和试卷开发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老师们不再是研究语文或者数学知识的专家，而是更多研究出题，琢磨着高考和中考的指挥棒在考什么。
大数据学情诊断系统应运而生。每次考试结束，家长们聚在一起看孩子的成绩曲线和排名，看哪些科目还有提升空间，再根据学生的答题情况，结合数据库，快速判断学生的“失分”原因，去题库里调一些题型进行针对性训练。
整个教育系统被魔幻成了一个大型的数据监测、侦探、挖掘、分析改进的系统。每个学生都穿上了一个电子隐身衣，老师们拿着电子诊断单给他开出有针对性的学案题目和训练册，然后再谨慎地预判他的位次。
这个电子隐身衣同样也罩在每个老师身上，你的业绩如何。同时还罩在每一所学校的身上，学校今年的清北率怎么样。也罩在我们当下社会每一个人、每个部门身上。学校成了优绩主义的实验场。
访谈中，一个学生讲到：
高三时，学校为多次大考平均排名年级前二十名的同学单独拉了一个群，鼓励我们保持优势、力争上游，微信群名是“人上人”。并告知，几个月后会再排一次名，将新的前二十名拉进群，掉出去的则自动退群。
赢得“人上人”的名号，既让我骄傲，也让我惴惴不安，依据考试排名划分学生等级这一行为十分傲慢且冷酷，好像我们只是几百台考试机器中运行效率最高的二十台。
本来是一个共同学习、共同面对知识和开阔人生的校园生活，变成了人和人直接高度竞争的环境，在一个驯兽一样的制度中，家长托举、老师保姆式的陪伴，每个人都是他的潜在竞争者。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他的心理感受会是什么样的？他今天的脆弱或者孤独，是否与此有关？
套路的秘籍与代价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给科大少年班的题词是：
不要考100分，原生态的孩子一般考试就能得70、80分，要想得到100分要下好几倍的努力，训练得非常熟练才能不出小错。要争这100分，就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相当于土地要施10遍化肥，最后孩子的创造性都被磨灭了。
为什么学生提不出好问题，因为他们在不断地在练习某种套路。套路为什么这么流行呢？
最早进入套路的是老师们。套路的实质就是把一些知识型工作拆解成了操作型知识，将复杂的工作不断地标准化和程序化，再编成相关的学案和套路，让学生大量地去刷题。
这些套路是当年培训机构和重点中学的考题试卷和教案获得极大利益的秘籍。这背后是一种泰勒教学模式在盛行。
什么是泰勒模式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之前我的一个同事到东莞生产布娃娃的车间里观察，里面坐着一排女工，第一个女工画布娃娃左边的眉毛，第二个画右边的眉毛，第三个捏鼻子，第四个画嘴唇。这样下来，一个人每天的工作永远是画左边的眉毛，你不会犯错误，速度一定是非常快的，整个体制也不会给你犯错误的机会。但这样的工作有意思吗？
泰勒模式不要求劳动者具备基本的智力，但是需要他有忍受单调工作的意志。泰勒教学模式也是通过细致的分工，把复杂的知识分解成最小和最简单的部分，再娴熟地连接起来，保证“快”知识的速度与准确性。
所以学生才会说：一张卷子甚至刷十遍，掌握所有的知识点，花 100 个小时来做与花 2 个小时做，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学生说：
复杂的理科题目，要迅速且准确评断要有什么原理、在考什么知识点。
文科考试你也要不断揣摩出题人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答案。因此我对此事的理解根本就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要揣摩出题人想要的答案。
甚至到今天，你问一个年轻人你是怎么想的时候，他会直愣愣地看着你：你想让我给你什么答案？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找标准答案。
一个学生告诉我：寻找标准答案是我在高考以前的人生阶段里最主要的矛盾，为此我可以从早上7点端坐到晚上11点，在做题总结和反思的流程中无限循环。
他相信会有唯一的答案，也相信会有一个最优解。因为考试总有标准答案，所以没必要去质疑老师讲出的结论。因而也变得害怕不确定的结果，因为不确定的结果就意味着考试的分数可能会更低，这从心理的条件反射上给予我们恐惧。
可是，不确定、瑕疵正意味着新知识和新经验生长的可能性。
因此，这一群中国基础教育生产出的最优秀的学生，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逐渐丧失了对复杂世界的认识能力——世界对他而言，只有对和错，是或非。也因此失去了直面真实世界的能力。
一场自我监控的学习
这群最优秀的学生进入大学后，就陷入了一个忙、茫、盲的囚徒困境，彼此之间展开了逐底竞争。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前院长钱颖一曾经请清华经管的同学们来看一下自己大学四年在干什么——
每个学期30学分的课程，四年要做 N个社工，M个实习，还要做不知道多少的案例竞赛、歌咏比赛、体育竞赛。最不幸的或者最有幸的是，周围是一群最聪明的同学，而且每个人的想法都跟自己非常相似，大家都在同一个维度开展带有同一个质量品牌的竞争。
他们陷入了对GPA的囚徒困境。而GPA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评价你在群体当中的相对位次。
学生们困于“茫”——外部目标缺失，内在价值虚无，于是用群体性的“盲从”来回避内在的茫然，又用竞争性的“忙”来提升标准，不愿也不敢正视自己独有的使命。
“茫”会导向disorder，这其实是成长中非常珍贵甚至奢侈的时段。在经典的大学理论里，大学是一个自我教育时代的开始。从高中到大学，一个人需要茫然又自主地探究，通过知识和学科打开一个小我，走向一个更大的世界。
同时要和身边不同的人去打交道，阅读不同的心灵，建立一些可信任的稳定的关系，不管是同学关系还是师生关系。通过自身的理性和力量驾驭动荡的人生，不断地塑造内在的生活，形成自己的准则和风格。也在一个更大的世界里让自己的内在精神能够变得更充盈。
可是我们今天的自主教育，更为重要的一个意涵，更像是自我调控、自我监控的学习。
自我监控的学习意味着你要知道评价标准是什么，针对这个目标制定计划，去看自己和目标之间的差距是什么，要实施什么样的策略应对差距，检查与评价实施结果是否符合计划，改进不符合计划的部分，再针对情况提出一个新的计划和新的目标……如此周期性的循环。他不断地评价自己的能力，走向一个看似高效能的状态。
但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看向外在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常是斑驳的光影、含糊模糊的色调，他们自幼被训练习惯去看明晰、可达成的目标，来提升自我效能感。因而，年轻的眼睛里只有目标，也只有他自己。
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出来的学生，他习惯的是目标要非常明确，规则非常清晰，你只需要做到努力和投入，成功就是可以期许的。所以很多学生和我说，衡水中学真的是个乌托邦。
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学生曾经给我讲过她的故事，她以贫困专项进了商学院，在大学拿到了家里第一张银行卡。
她的英语不行，就每天早上在未名湖边朗读一个小时，大三那年，她出国交流了一年。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风度翩翩。但她告诉我，她仍然在忙着知识学习，而她的同学们通过实习知道了行业的很多规则，但她不知道。所以，她不得不去继续读硕士。
她讲了当年苏格拉底和一个小厮的对话。她说，我知道标准，我会努力达到。比如我知道我的英语不行，我会努力地提高。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那些部分，谁来告诉我去知道？
过去有教师在前面引导，有知识给她打开一个宽广的世界。但今天是一个模糊的赛道，赛道背后的规则未必是清楚的。所以衡中变成了一个乌托邦。
今天他们离开了一切都清晰确定的行为主义的目标铁格，来到了奔涌的水流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做题家要有「命题人」的心态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学生如此在意评价和考试。在大学老师看来，评价不过是个考察你的知识掌握的辅助手段。可是在学生们看来，评价构成了目标本身。
因为他从小熟悉的就是学业评价综合素质的测评，要清楚地知道赛道，不断地对标别人，一路打卡通关。评价制度不仅影响着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还塑造了他基本的习惯和性情。
教师当然很困惑，一个物理学的资深教授告诉我：
现在的学生学习能力很强，只要是有答案的题目，很快就解出来；但是却很少主动提出问题；选课时，也常有“性价比”的考虑，课程的评分、课程的投入、课程的收获，以前的学生，跟着学生跟着老师埋头去做就好了。现在的学生不再信任老师和学科，而是反复考虑，这是否适合我，我的胜任力如何？
他们更多看那些走出不同赛道的学长们成功的秘籍是什么，因此学长比老师更重要。
一个化学老师带了将近30年的实验课。他说：
现在学生知识水平比过去要高很多，操作能力也不弱，但选择做研究项目时，更倾向于选择难度系数低的实验，也就是要有比较清晰的目标和实验结果的研究，要在单位时间里能做出结果的实验；有挑战的研究，有风险的实验，多是不会去做的。
今天的考试也不完全是在考你对知识的掌握，更多被置换成同等选课中你在班级的相对位次。知识成为中介，随时可以被替换，替换成做项目、科研或者挑战杯，重要的是，你在群体当中的相对位次，能不能保持在前20%，或者说是前10%。
因此，一个很聪明的学生说：在大学里，非常重要的是学会学习，策略是比知识更重要的。做题家总是在揣摩出题人的心思，我们要从过去的做题家，变成命题者。
一个叫敏的学生说：我们将进入的社会，首先是一个做题社会，如果你真正掌握了秘诀，适应了规则，内化了规则，可以如鱼得水。做题家前面加“小镇”，就只是被动的、并未领悟做题的精髓。做题的精髓不再于练手，而在训练眼力。如何以出题人的见识与心态面对世事？
因此，他们要小心谨慎地收集信息。
一个学生说：
小心地把能找到一切攻略都占有......经济学跟我的思考方式很接近：确定目标函数，动用身边所有资源做规划，目标函数会根据不同情况调整，如果概括一下，可能类似玩打怪升级。
……
提前查了攻略，知道哪个 box不能打，心中有数，就不会出太大问题。做每一个选择之前， (要评估)要取得足够的安全等级。
我们整个体制并没有容错的空间，“学业成绩、实习、学工和社会实践，环环都是相扣的。哪一个方面如果做不到，都会影响其他方面，一步不如人步步不如人，一步错步步错。”
所以稳妥的策略是，成为一个六边形战士，每个部分都要做得最好。那如何做到既要、又要、还要呢？
「我一入局，就布局离开」
这需要一种高阶能力，需要的是一种“超注意力”，在多重任务、多个信息来源和多个工作程序之间不断地变换转换焦点，而不是进到一个具体的事情当中去。
这种高阶能力非常强调灵活性，也就意味着机动，要随时离开，随时重组。他与专注无缘，他不会为一件事情着迷，对任何事情都是没有差别的投入。
甚至有学生说，我进到一个机构里面，马上就会布局如何离开。我并没有想着要长时间地深入地稳定地专注地在一个地方，我时刻都在考虑多重因素，业务、环境、自身能力、可能的机会，随时在布局，随时准备离开。
一个学生说，我要学会站在外面、站在高处来鸟瞰全局，而不是置身事内。这样你才能够定位自己，也知道同伴、对手和全局的情况。他们构建了一套自己的GPS系统。
一个叫明的学生提炼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总结出自己的核心成功要素。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降维，你一定要升维。你需要的是不要再做加法，你一定要做乘法，比如说你可以做学工或者做科研，而不是仅仅是在GPA上去把绩点提得更高。
明认为大学非常重要的是认识自己和塑造自己。他把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命题简化成量化的自我，哪些指标可以来凸显我自己。他说要掌控好自己的指标，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很多学生都有一个小本本，里面都有一些任务栏，每项都在标进度尺，把常规的工作项目化。这就意味着他要和事情之间不断地划定边界，要估算投入产出比。
这才会出现刚才化学教授提到的——学生们总是在评估这项实验要我投入多少时间，可能获得的成效是什么。
但大家知道，科学研究是一个无底洞，是需要投身的，不是可以清楚划边界的。科学研究需要的是“农夫”。农夫习惯延迟满足，需要的是信任和投身，沉浸在一个稳定的关系当中，把自己交出去，他对命运、对事件、对生活的际遇本身是开放接纳的。他会在一个领域里面深耕，他需要的是忘记了时间背后的那个专注和沉迷。
但是今天更多的学生变成了“猎手”。猎手既要追踪猎物，也要警惕四周，还要监控自己，他需要出手的果断与速度。因此，他们讲适应性，适应性让他变得非常灵敏和机警。
他不能深度投入，和人和事之间都要强调边界，辗转在得和失之间。他对猎物的热情有限，是精心算计过的，是可置换的对象，可以是绩点，也可以是学工，还可以是赛事与证书。因此，他要把自己训练成一个灵巧的元素，能随时自由地嵌入，又轻易地脱嵌，移动。
于是，他要采用一种“选而不择”的策略，也陷入了选择的悖论。
「选而不择」
另外一个同学，我把他称之为达，因为他很能达到目标。达告诉我——
从中学至今，我做出的所有选择，几乎都可以说是保有最大可能性的选择。我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喜欢什么，既然现在不知道也要做选择，那就选能为未来最大程度保有可能性的那个选择：保持高绩点。
（毕业了）现在我也不知道30岁之后想干什么，从22到30岁，我发现除了想做P8，脑子里面没什么别的事情。
我们常常讲，学会选择，选择意味着选择完成后的承诺、投身和责任、契约。一次选择即终结，无论是一个项目、一个学科、一个机构，还是一个伴侣。
但是今天的很多人怕做选择，因为一旦选择即意味选择的终止，意味着被所选对象所捕获、套牢。对于流动来说，承诺与稳定是一种负资产。
所以他们经常“选而不择”，垄断选择的优先权，保持一种自身的灵活性，让自己能随时游走、见机行事。这正是选择的虚空。
而人的真正成长需要一种否定性的力量。选择作为一种生命实践，正需要“有所不为”的内在坚定性，“有所不为”恰是“终有所为”的前提。只有你舍弃一些东西的时候，才可能真正获得一些东西。
这也影响了他们与人的关系。
明说：“我能与任何人共事”，这是协作能力，也是潜力的社会公式。这一能力在于与任何人共事，与是谁无关，与情境无关，与深度的交流无关，与长期、稳定的关系无关。
这一代人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搭子，饭搭子、酒搭子、运动搭子，只在某件具体的事情上共事，但你们不再是朋友，也不再是一个深刻的持久的人和人之间可信任的关系。
一个教育学教授这样描述他们的状态：所有的人都是桥，可以帮助你过河的桥，他人都是桥，借桥过河，老话说的“过河拆桥”， 现在都不存在拆桥。桥都是浮桥，一脚踏上去，另一脚又离开。
「高效掌控」的反噬
达既是高效掌控管道中的高手，掌控塑造了他日常生活惯习，已经活成了一台高效且封闭的机器，一旦离开这个管道，他的生活将崩塌。
达说：其实成长过程中间一直是升级打怪，升级打怪本身就非常刺激。你一定要问我意义，这个意义会让我困惑，它会逼迫着想我到底要做什么，这让我很惶恐。
你这样的提问，让我从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被拖出来，一拖出来原来生活节奏就崩塌了，我也就回不去了。
达相信生活中一切的瑕疵、一切的bug都可以去修正、去提升，他相信一切都有最优解。
他没有恋爱，因为他没时间，他拿不出每周一个下午的时间，因为工作和学业都排在感情的前面。跟别人相处，他觉得他不行，或者说他觉得他没有这个耐心。
他说：爱情常常是不受控制的事情，但是我要做的是我要控制我自己。
如果你问他，情感问题怎么来解决？
他说：我比较擅长情绪管理，我的情绪也没有大问题。如果我意识到我的心理真有问题的时候，我会去预约心理医生。
他将日常生活理性化的能力超强，他内心很少起波澜，很少受到触动，他逐渐失去了感觉。没有人可以进入他的内心，他也将自己完全封闭了起来。
自我负责的陷阱
像达一样的猎手们成长于一个真实的制度空间中，在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下，他们被要求对自己的学习结果高度负责，这一学习能力关系未来的职业素养、工作胜任力，乃至在一个快速变动世界中可迁移能力以及终身学习的胜任力：置身奔涌的潮汐中，如何掌控自己成为不败的“弄潮儿”。
非常有意思的是，整个世界也发生这样的变化。
在新自由主义的学习理念中，强调个人的学习能力，并直接关联到就业能力上。把就业困难、贫富差距等经济的、政治的问题，转嫁到个人身上——你要掌握终身学习的能力，才能不被就业市场淘汰；你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学习能力不够。新自由主义把结构的问题个人化，因此我一直在批判西方的新自由主义。
多年前，X一代（1964-1975）从科层制的机构里走出来，享受着流动的好处，他们不愿意也不想追求终身的工作，渴望终身学习。
但是，到了几十年之后，到了千禧一代，我们看到硬币的另一面：
这些知识工作者，他们的独立变成了漂移，从对稳定重复工作感到无聊变成了不断的焦虑。
而且他非常强调弹性。弹性背后是能伸能缩，能够不断地适应不同的机构、不同的文化。这个适应要求你像变色龙一样。更为关键的是，你不需要有内在的原则、内在的坚持。
我们还会看到斜杠青年的流行，在多重经验背后，他们不断地自我塑造、自我定义，面目模糊。在自律与自我塑造中，这些和潮汐一起奔流的弄潮儿们，常常通往深深的倦怠。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猎手，他们的眼睛被训练得既灵敏又目盲，他永远把目光盯着目标，这个闪亮的目标之后的那些东西都视而不见。而更大的世界，他看不到。他辗转于得失之间，奔波于动荡和风险之间，直到他猎手生涯的一个终结，或者自己成为一个猎物。
他在一个孤零零的自我头脑里面构建了一个高度形式化而且体系化的GPS定位系统，砍断了一切联系。这个定位系统把他拉向远方，把他和身边具体的他人、近处的人和世界完全割裂。
那么他到底是离世界更近，还是离世界更远？
他所心仪的这个世界正在到来或者已经到来。我们看到的是技术的更新、资本的流动，一切坚固的东西好像也都在烟消云散。
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看到了高效的有质量的教育如同一个悬浮的管道，它的每个接口都在过滤，筛除更多，留下更少。
悬浮的管道又如同一个纵横驰骋的高速公路网络，构成了一个既真实又虚妄的世界图景。
刘云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本文原载公号“一席”，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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